●何天明

　　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乌拉特后旗地区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与经济建设相协调的文化，两者共同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求精神生活的档次、大多数人的文化素质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所要解决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而且，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其本身的经济效应也会不断显现。这样，就要有面向全自治区、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勇气和战略眼光，更要有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可以肯定，乌拉特后旗所属地区，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搞好这个地区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对本地区历史上各个民族基本情况的了解是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中文化旅游业开发的基础性工作。
　　乌拉特后旗地处河套地区，属于内蒙古高原的西部，地理学上称之为巴音戈壁高原。自古以来，这里就有人类的祖先活动。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畜牧、狩猎和部分农业出现了分工并得到发展。但在古代历史上，这个地区的经济特色，比较突出的还是在游牧民族的繁衍、成长、壮大过程中所创造的畜牧和狩猎经济。有许多古代游牧或狩猎民族，或在这里发源，或在这里成长壮大，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历史，也为乌拉特地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般认为，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就有土方、鬼方、工方、猃狁诸族活动在今天的河套地区以及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在甲骨文、以及《易》、《诗经》等历史典籍中都有这些北方族群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这里曾经活动着戎、狄等族。在司马迁《史记》中被称为“百有余戎”中的相当一部分就出没于这个地区。至于当时在“百有余戎”中影响比较大的“林胡、楼烦之戎”是否曾经以今天的乌拉特后旗为活动中心，还须进一步探讨。但他们曾经在这个大的范围内活动、游猎则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以林胡、楼烦为代表的被称为“戎”的游牧或狩猎群体，是这个地区早期历史中值得注意的内容。当然，在历史资料中，谈到林胡和楼烦时，更多的是与当时的晋国联系在一起。如果从地理上看，晋国距离今天的乌拉特后旗还有一定的距离。史书中所做的“晋北”的地理定位，主要是指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至山西、河北以北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内，晋国与林胡和楼烦接触较多、较频繁。至赵武灵王时期（公元前325-前298年），林胡和楼烦活动的主要地区会比今天的乌拉特后旗行政区范围偏东一些。如果从林胡和楼烦与赵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和多种交往的过程分析，这个地区也是其频繁往来的区域之一。另一方面，游牧或狩猎民族的生活习俗也决定了他们活动范围的广阔性和灵活性。当需要变更牧场时，他们会寻找水草肥美之地；当与中原地区的政权发生冲突时，特别是受到军事力量的打击或挤压时，他们也会不断地迁徙。今天的乌拉特后旗地区，与赵国之间的自然环境，没有不可逾越的阻隔，他们能够往来驰骋也是合理的。
　　在谈到赵国与林胡、楼烦之间的关系时，回避不了“高阙”问题。而且，在战国以后的历史中，高阙也一直受到秦、汉诸朝的重视。由于研究者对史料的理解不同，以及对相关遗址的看法不同，高阙的真实面目，也成为北方草原地区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高阙位置的定位以及对“高阙”含义的理解，似应当从多角度深入。尽管历史地理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学界都还存在不同意见，但有一个基本的史料大家都在使用和分析，即赵武灵王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地区创建训练骑兵的区域，向林胡和楼烦等骑马民族学习骑射技术，增强了战斗力后，“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並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这段史料中的地理点位，包括“长城”、“阴山”、“高阙”、“塞”以及三个郡的行政建制。后人为了弄清赵武灵王时期高阙的具体位置，大多从这些点位出发进行分析。那么，这就首先与赵长城的走向及其向今天乌拉特后旗方向修筑的情况有直接的关系。《史记·匈奴列传》正羲引《括地志》云：“赵武灵王长城在朔州北善阳县北。案《水经》云白道长城北山上有长垣，若颓毁焉，延谿互嶺，东西无极，盖赵武灵王所筑也。”周清澍主编的《内蒙古历史地理》，根据盖山林、陆思贤《阴山南麓的赵长城》（见《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一文的论证认为：“赵长城从山西省雁北地区进入内蒙古，傍阴山山脉东段大青山南麓迤逦而西，再西北折至阴山西段的狼山内，至石兰计山口（即高阙）止。”可见，《内蒙古历史地理》的定位已经与今天乌拉特地区（中、后两旗境）有关。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作为重要参考的一种观点。然而，这却与《史记·匈奴列传》正羲引《括地志》所论有微小的出入，那就是“东西无极”之说。“极”一般指“顶点”、“尽头”、“最终点”，也就是说，《括地志》的作者或许还没有找到赵长城的“尽头”，故说其“无极”。不过，既然已经进入石兰计山口一带，那么，林胡、楼烦与赵国在今天乌拉特中、后两旗所属地区交往、活动就当属正常。令人怀疑的是，史料中的“高阙”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还是一种总和性的、整体性的地理概念？所以，理解“至”、“塞”的意思很重要。“至”，一般就是“到”的意思，那么，对“自代並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从整体上理解，其涉及的“至”，表达的是一段距离，而不是一个点。“至高阙为塞”，未必就肯定是在“高阙”这一个地点为“塞”。作为旁证，在同一条史料中，还有秦灭六国“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其对事件的叙述以及行文风格与赵武灵王“至高阙为塞”完全相同。“因河”只是一个范围，并不是“河”的某一个点，而所为之“塞”，又不同于“四十四县”。《史记·蒙恬列传》在谈到其筑长城时也明确地说是“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这样，也可以对所为之“塞”理解为在“因河”的多点位上设了“塞”。那么，赵武灵王至高阙所为之“塞”，也就不是一个点，而是多点位的。以此分析，“自代並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当是赵国的一个整体性的防御体系。另外，高阙会不会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地点，也是疑问之点。在战国以后，高阙与匈奴等许多民族的历史有关。这些民族在今天乌拉特后旗地区内的活动也因其盛衰而变化。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秦汉之际与今天乌拉特后旗关系最为密切的游牧民族是匈奴族。匈奴历史研究界多数学者认为，河套地区是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历史上最早的游牧民族匈奴族政权就诞生在这个地区之内。匈奴头曼單于时代，河套地区是其活动中心。因秦政权派蒙恬对之进行的强烈攻击，头曼率部北徙，秦朝筑城、修塞、屯兵、遣適  戍守。所以，这个时期应当有较多的中原人口活动在包括今天乌拉特后旗在内的广大地区内。此后，秦将蒙恬死，匈奴又迁回河套地区，此即《史记》记载的匈奴“復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冒顿弑父自立，建立起强大的匈奴政权，以单于廷为中心，设“左方王将居东方”，“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各有分地。可见，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匈奴控制。从匈奴三大活动区域的方位来看，当时与今天乌拉特后旗关系密切的应当是单于庭和右贤王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从秦汉政权设在北边的行政建制角度看，与这个地区关系最为密切的，秦朝时期是九原郡，汉代是朔方郡。当时这个地区的人口状况应当是以匈奴人口为多数，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人口占一定数量的状况。所以，要对乌拉特后旗地区在匈奴强大时期的历史进行研究，就要更多地侧重于对匈奴单于庭和右贤王分地的研究，也要注意匈奴与秦汉政权的关系。
　　继匈奴之后，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历史中影响较大的民族是鲜卑族。按照历史发展时间先后，主要有鲜卑檀石槐政权、轲比能政权和北魏拓跋鲜卑政权。
　　在汉文史籍中，记载了东胡族在冒顿单于时期被击溃后东逃的事实。东逃者后来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鲜卑族。这个民族在檀石槐时期强大起来，在高柳（今山西省阳高）以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掇（缺音）仇水上建立鲜卑庭，活动在东、西部的鲜卑大人率领部落投归，从此势力壮大。不久，檀石槐带领鲜卑各部“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卻夫馀，西撃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
　　在这条史料中，很明显地反映出与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密切关系。其向西击乌孙，必然要路经河套地区。而且要控制这个地区，这里是东进西去，南来北往的重要枢纽。所以，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这个“故地”的核心，就是河套地区，当然也包括今天的乌拉特后旗地区。至东汉桓帝延熹末年，檀石槐将其统治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部。这三个部分的基本情况是：“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馀、　 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在这些邑落中，西部的二十多个邑就活动在河套及其以西、以北地区。今天的乌拉特后旗当然会有鲜卑族人游牧和生活。
　　在檀石槐以后，鲜卑族曾经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内部纷争。后来在“小种鲜卑”轲比能时再度实现了较大范围的统一。史籍记载，“轲比能本小种鲜卑”。史籍中未见到在檀石槐联盟政权时期有关于“小种鲜卑”的内容。说明这部分鲜卑人在当时并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至东汉建安中期（大约公元206年前后），才在史书中见到轲比能有与一些活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与轲比能等因乌丸校尉阎柔上贡献”。步度根是鲜卑檀石槐联盟政权的最后一位大人。当时联盟已经基本处在解体的状态，他也没有能力去重新振兴鲜卑族。漠南地区活动的鲜卑人散乱无首，各自为政。轲经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统一了鲜卑各部。史载，“鲜卑大人轲比能復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这里提到的地理范围并不小于鲜卑檀石槐联盟政权控制的地区。其中“匈奴故地”与后文“自云中、五原以东”也大体包括了匈奴强大时单于庭和左、右贤王控制的大部分地区。从与北方农业政权的接触分析，轲比能鲜卑联盟的核心力量，主要是活动在当时的河套地区以及幽、并塞外，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是其主要活动场所。
　　另一支鲜卑人就是建立了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在其始祖力微时期曾率部北居长川，在河套地区及其以西地区得到很大的发展。此后，率部迁驻盛乐地区。事实上是控制了阴山河套的大部分地区。
　　柔然族又称蠕蠕、芮芮、茹茹等。北魏时期活动在漠南、漠北地区。在北魏政权的控制之下，每年向北魏纳贡。双方关系处在和平时期，柔然活动的区域比较广阔，“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在首领社仑（自号丘豆伐可汗）可汗时期，在敦煌、张掖之北建立可汗庭，游牧区域最大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翰海，南则临大碛”。当然，这也是一个大致的范围。约为今天山西省北部、直达内蒙古包头以西，以及阴山南北都是其往来的场所。今天的乌拉特后旗也在其活动的范围之内。
　　敕勒族也是北方草原古代民族之一。著名的敕勒歌今天仍为人们所传唱。北魏太祖拓拔珪统治时期，随着北魏对敕勒的征讨，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天兴二年（399年），北魏集中较多的兵力打击高车，先后获其牛、羊、马等牲畜二百余万，人口十余万，车二十余万。北魏世祖太武帝拓拔珪时期，又将高车归附于北魏的数十万落“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具体范围是“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这里，北魏统治时期的北方各个军镇，以及今山西省西部、北部，内蒙古包头及其以西地区，阴山南北，都有敕勒族往来活动。今天的乌拉特后旗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敕勒族被迁到漠南以后，依靠这些地区良好的自然条件，发展畜牧业经济。至北魏高宗时，敕勒族的社会生活进入比较繁荣时期，与北魏之间的关系甚为融洽。漠南地区的“五部高车”，人口已达数万。北魏的畜产品也因敕勒畜牧业的发展而出现少有的“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的繁荣局面。
　　至北周、北齐时期，突厥族逐步强大起来，在木杆可汗（俟斤）时期，突厥族的实力大增，实现了对“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的控制权。至隋唐时代，大量的突厥人在今天的河套地区、土默特平原等地活动。略晚于突厥族的回纥族，强盛时的活动范围“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
　　契丹族在辽朝太祖神册元年（916年）十一月，实现了“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的扩大统治地区的目标。（《辽史》卷1，《太祖纪上》P11.）至辽朝建立五京，西京所辖即包括现在的河套地区。而且在今呼和浩特设置了西南面招讨使司管理这一较大范围的军政事务，特别是处理与西夏政权的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契丹、党项以及当时的一些较小的草原游牧群体，都曾往来于今天的乌拉特地区。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女真、蒙古、满洲等族也都进入过今天的乌拉特地区。可以说，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乌拉特地区的历史。这里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内涵，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思考。

　　　　　　　　　　　　　　　　　　　 （据《河套文化》2009第2期）